当事人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历来是业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对最高法《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第十四条的解析,作者发现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另有蹊径可循。

本文系根据作者2018年3月1日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北京国际仲裁论坛(BIAF)组织的“2017年香港和内地仲裁发展进程”专题讨论会上发言整理和修订而成。

积极变化?浅谈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仲裁

–解析《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第十四条

赵芳 / 龚一朵

201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发布了新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仲裁司法审查规定》”或“《规定》”)。该《规定》已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仲裁司法审查规定》是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而我国现行《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司法解释》又缺乏明确相应规定的背景下出台的。《规定》共计22条,内容涉及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类型、受理、管辖、申请书的格式及内容、审查程序以及审理案件中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等多个方面,为仲裁参与者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司法审查程序指引。

《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的第十四条旨在进一步明确“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适用法”。然而,这看似简单的一条规定,背后却可以衍生出“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仲裁的合法性”[1]、“中国仲裁市场对外开放”以及“非内国裁决在华执行”等多个问题,层次不可谓不丰富。

因此,本文拟讨论该《规定》第十四条,抛砖引玉,以供大家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一、《规定》之前我国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

在《规定》出台之前,对于审查涉外仲裁协议效力应当适用何种法律,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并不十分清晰,彼此之间也不无相互矛盾之处。

例如,199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作为管理国内仲裁活动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对此问题并无明文规定。《仲裁法》之后,主要有三项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规定: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2006年9月8日起施行)

《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

由此,《仲裁法司法解释》建立了涉外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三个层次,即按照当事人约定法律仲裁地法法院地法依次适用。这一原则的前两个层次,与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确立的原则大体类似,只是《纽约公约》采取的是当事人约定法律和裁决地法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裁决地法律和仲裁地法律是重合的: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 : “该协议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的,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 “…or the said agreement is not valid under thelaw to which the parties have subjected it or, failing any indication thereon,under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award was made.”

2.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011年4月1日起施行)

2011年出台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在《仲裁法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保持了首先适用当事人约定法律的选择,但是在适用仲裁地法律的第二顺位上增加了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作为平级选择。

这一规定虽然可以视为增加了仲裁协议效力适用法的多样性,但是也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定困惑。因为如果适用两个平级选择会对仲裁协议效力产生不同结论的话,第十八条并没有明确应优先适用哪个法律。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2013年4月23日起施行)

《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涉外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该仲裁协议的效力。

《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并没有试图解决上位法第十八条引起的实践困惑,只是进一步确认了在特殊情况下的法律适用,即如果没有法律规定适用的任何法律,则作为兜底方案,法院可以适用中国法。这一规定其实只是针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新增的“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而对《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进行重申。

二、《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第十四条

《仲裁司法审查规定》主要解决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遗留下来的孰者优先适用问题。该《规定》第十四条全文如下: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时,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与适用仲裁地的法律将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

该第十四条是最高院依照国际惯例对仲裁活动予以支持的例证。

因为根据该条,法院在依据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和仲裁地法对仲裁协议效力作出不同认定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据此,在审查仲裁协议效力时,法院应善意比对仲裁地法和仲裁机构所在地法,按照“谁有效谁适用”的原则,适用能够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该规定宣示了我国法院以有利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方式进行司法审查和判断,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仲裁的支持,有利于促进当事人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

三、《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第十四条所引发的问题

《规定》第十四条明确了在审理仲裁协议效力时,应适用使之有效的法律。此项规定无疑更有助于体现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为审判机关提供了更为细化、更具可操作性的法律适用依据。但是,该条规定也引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额外问题,可供业界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主要与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是否已切实可行有关,具体而言,包括:

  • 第十四条下的“仲裁机构”是否包括外国仲裁机构?
  • 如包括,则如果仲裁条款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进行仲裁,该等条款是否有效?
  • 如果此类仲裁条款有效,则是否意味着我国仲裁市场的对外开放?
  • 外国机构在国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是否能在我国得到执行?
  • 如果可以执行,相关法律依据是什么。

这些问题不仅有学理价值也有充分的实践价值,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可能会改变我国仲裁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

下文中,我们将分“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仲裁合法性”和“外国机构在华作出仲裁裁决的执行”两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1.  外国仲裁机构能否在我国仲裁

(1)《规定》第十四条中的“仲裁机构”是否包括外国仲裁机构

我们理解,《规定》第十四条下的“仲裁机构”应包括外国仲裁机构。

首先,《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2]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3]均允许涉外合同当事人选择外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而在当事人选择外国仲裁机构的情况下,该等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遵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其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确立冲突法规范的法律,第十八条明确将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作为确认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准据法,即表明该等仲裁机构理应包括外国仲裁机构。第三,《规定》第十四条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延伸。既然第十八条范围涵盖外国仲裁机构而《规定》第十四条又未将外国仲裁机构明确排除,则应认为《规定》第十四条范围同样涵盖外国仲裁机构。

需要说明的是,纯国内案件不属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调整范围,也自然不属于《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制范围。根据上述《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仅有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国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换言之,中国法下目前不支持纯国内案件选择国外仲裁机构[4]。这一点在理论和实务界基本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也在最高院多份复函中得以体现[5]

(2)《规定》出台前的仲裁法律框架与实践

目前,中国没有任何法律明文允许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从事仲裁业务。

我国《仲裁法》下所称的“仲裁委员会”均是依照中国法组建的国内仲裁机构。例如,《仲裁法》第十条规定,仲裁委员会由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且应在省级司法行政部门登记。

此外,中国在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时,根据《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确定了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承诺。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并未将仲裁法律服务列入承诺开放市场的范围之内。据此,大家通常认为中国的仲裁市场目前尚未正式对外开放,而外国仲裁机构尚无权在我国提供仲裁服务。

上述观点可以在最高院早期的一些判例中看出端倪。最高院在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2003]民四他字第23号)、沧州东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诉法国DMT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案([2006]民四他字第6号)等案件中均认定,仲裁协议约定选择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在我国仲裁,协议无效。最高院认定无效的逻辑是:上述案件的仲裁协议中仅约定了仲裁规则而没有指明仲裁机构,无法满足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一效力要件。

尽管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司法机关历来对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仲裁持谨慎态度,但其毕竟没有明确回应外国仲裁机构究竟能否在我国仲裁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进一步开放,2013年,在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BP Agnati S.R.L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以下简称“龙利得案”)中,上述久而未决的问题再次吸引了公众视线。

对于熟悉和关注中国仲裁的人来说,龙利得案的案情无需赘述。简言之,该案件当事人的仲裁协议约定“因合同而发生的纠纷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PLACE OF JURISDICTION SHALL BE SHANGHAI,CHINA)”。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肯定了该仲裁协议的效力。最高院认为,“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的表述应当被理解为仲裁地在上海。据此,最高院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适用仲裁地法律即中国法律来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最高院进一步认为,该案的上述仲裁协议“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因此应被认定为有效协议。

在龙利得案之后数月,最高院在2013年底审查并复函的宁波市北仑利成润滑油有限公司与法莫万驰公司一案中,再次适用《仲裁法》第十六条和《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认定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的仲裁条款有效。

毋庸置疑,最高院的上述两份复函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即我国司法机构开始倾向于认同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仲裁的有效性。但这两份复函也留下了进一步问题:第一,最高院的复函严格意义上不能被视为法律渊源,因此这两份复函对于未来类似案件的效力如何,能否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国际商会仲裁院事实上并不属于我国《仲裁法》下所规定的“仲裁委员会”,因此适用《仲裁法》第十六条认定该等仲裁条款有效在技术上其实是不严密的。

即便存在上述问题,我们依然非常理解最高院在处理这两案中遇到的技术性难题。最高院的本意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尽善意维护仲裁条款有效性,这种作法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同时,当事人选择在国内由外国仲裁机构仲裁,严格意义上不能被视为是一种非法活动,因为仲裁本身就是在公法救济的之外的私权救济,除非存在特殊非法情形(例如仲裁活动中的一些行为严重违法,致使损害公共利益等),否则法院不应当进行干涉。所以,为了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在目前《仲裁法》没有被修改的情况下,最高院能努力作出重大突破实属不易。

但是,即便如此,适用《仲裁法》第十六条认定此类仲裁条款的有效性毕竟在法律适用上是不严密的。最高院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多次表示,龙利得案和宁波北仑案只是个案。

(3)《规定》第十四条可能带来的转机

如果龙利得案件发生在《规定》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复函时,是否有更好的法律适用选择?

答案或许如此。

我们注意到,最高院在龙利得案件中,援引的是《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而非《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在第十八条下,其实最高院可以选择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国际商会仲裁院所在地是法国,而根据法国法,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外国仲裁的仲裁协议应当是有效的。这样一来,最高院其实无需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一点上做硬性突破,即可以达到维持仲裁条款有效的相同目的。在龙利得一案中,最高院并没有说明其未适用法国法的原因。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上位法并未明确仲裁地法和仲裁机构所在地法的优先适用顺序,因此最高院为稳妥起见,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适用本国法作为裁判依据。

与此相应,目前《规定》第十四条的出台则向司法机关提供了解决类似问题更为明确、简单的途径。根据该条的规定,司法机关应首先选择适用仲裁协议有效的准据法。在这一规定下,即便中国法律下缺乏此类条款有效性的明确指引,法院依然可以根据外国仲裁机构所在地法,裁定相关仲裁协议有效。在《仲裁法》尚未修订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适用中国现行法律而可能导致的技术性问题,不失为一种更为直接且灵活的处理方式。

当然,上述关于《规定》第十四条在理解和适用上的推论能否成立,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检测。同时,《规定》第十四条能否普遍适用于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仲裁的案件,则更需经过时间考验。但考虑到近年我国在开放仲裁市场方面释放的一系列积极信号,包括允许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仲裁院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自贸区内设立代表处,以及在自贸区内有限度地允许临时仲裁等一系列举措,上述推断可能也并非天马行空、毫无依据。

2.  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作出的裁决能否执行

假设根据《规定》第十四条,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仲裁条款有效,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依据此类仲裁条款作出的仲裁裁决是否能在我国得到执行。如果能执行,则执行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毕竟,让仲裁协议有效是仲裁得以展开的基础,而获取一份具有可执行性的裁决书才是当事人的终极目标。

非常遗憾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法律框架下,执行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作出的裁决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类似的在先案例也是少之又少,我们找不到明确的裁判规则或司法指引。因此,在目前阶段,我们只能从学理角度进行讨论,供大家百家争鸣之用。我们理解,这一领域的问题,将随着《规定》第十四条的实施而进一步浮现。各级法院一定会通过后续实践中形成的案例,为我们作出进一步司法指引。

在目前中国法的框架下,讨论外国仲裁机构在华作出仲裁裁决的执行,首先需要讨论裁决地问题。

(1)裁决地

目前在我国,执行仲裁裁决主要有两类法律依据:

一是根据《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二是依据《纽约公约》和其他国际、区际双边安排。前者主要针对我国国内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后者主要针对我国境外形成的仲裁裁决。因此,按现状,可以说在我国,仲裁裁决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以裁决地为划分标准。至于裁决的执行是否应当按照裁决地来确定法律依据,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争议的问题,在此不进行详述。

《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第一句话规定:“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声请承认及执行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做成者,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This Convention shallapply to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made in theterritory of a State other than the State where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of such awards are sought, and arising ou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persons,whether physical or legal)”。

根据该条,适用《纽约公约》执行仲裁裁决的前提,是裁决在被执行国以外的领土作出。即,如果仲裁裁决在中国以外地区作出,可以适用《纽约公约》作为执行依据。

与此相应,最高法在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相关安排中,也同样采取了裁决地的认可和执行标准,且审查标准和《纽约公约》下的标准近似。

(2)非内国裁决

《纽约公约》签署当时,为调和各国在公约适用地域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补充规定了“非内国裁决”标准,体现在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的第二句话,即“本公约对于公断裁决经声请承认及执行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 (It shall alsoapply to arbitral awards not considered as domestic awards in the State wherethei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are sought)。

这里所指的非内国裁决,指执行国认为既不属于外国裁决,也不属于本地裁决的一类裁决。

在我国,本地裁决指由中国所注册成立的中国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决书,包括《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下非涉外裁决和第二百七十四条下的涉外裁决。而外国裁决指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需要依照《纽约公约》或者国家间互惠条件承认执行的裁决,即在我国领土之外作出的裁决。

因此,似乎可以推断,我国法律下所指“非内国裁决”,应当包括外国仲裁机构(即非我国登记注册的仲裁机构)在我国领土之内作出的裁决,其既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和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本土裁决,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下的外国仲裁裁决。

对于非内国裁决,《纽约公约》在第一条第三款中明文表示,各国在加入公约时可以作出保留:“何国家得于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时,或于依本公约第十条通知推广适用时,本交互原则声明该国适用本公约,以承认及执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成之裁决为限(When signing, ratifying or acceding to this Convention, ornotifying extension under article X hereof, any State may on the basis ofreciprocity declare that it will apply the Convention to the recognition andenforcement of awards made only i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Contracting State)。”

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即明确对于公约中的“非内国裁决”适用《纽约公约》作出保留。

1987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该通知第一条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该公约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有不同规定的,按该公约的规定办理”。

根据上述通知,我国在1987年加入《纽约公约》时,已经明确根据公约第一条第三款,对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述之“非内国裁决”适用《纽约公约》作出了保留。这即是说,即使将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认定为《纽约公约》下的非内国裁决,我国也不能根据该公约对其予以承认和执行。

(3)《规定》第十四条下裁决的执行

依照上文所述的中国法律现状,假如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进行了仲裁并作出了裁决,则这类裁决在中国内地的执行是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

目前,我们所知的非内国裁决被执行的案件,只有一例:

2008年,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Duferco s.a(德高钢铁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国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案中,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北京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本拟报请不予执行。但宁波高院认为该裁决可以依据《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因此最后宁波中院依据《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了该非内国裁决。

除此之外,我们尚未检索到我国法院执行非内国裁决的其他案例。

严格来说,宁波德高钢铁一案的执行不符合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的保留规定。同时,因为该案并没有上报至最高院审核,因此最高院对此问题并没有形成司法监督指导意见。在缺乏最高院司法意见的情况下,宁波德高钢铁一案恐怕没有很大的普遍参考意义。

可以预见的是,按照《规定》第十四条所秉承的支持仲裁协议有效的精神,未来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数量可能会呈上升趋势,申请执行此类仲裁裁决的案件也会逐渐增多。届时,法院会依据浮现的问题和处理此类案件的实践经验,再对执行此类仲裁裁决作出进一步的司法指引。因此,目前尚无法预见未来此类案件的执行依据。

四、结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仲裁自身的特点决定其健康有序的发展一方面与仲裁庭的独立性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司法的监督与支持。司法对仲裁奉行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仲裁业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途。《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的出台系统完善了仲裁司法审查的法律体系,既为法院审查仲裁案件设立了更为细致和可供依据的标准,也有利于案件当事人及律师在实践中据此执行。

具体到《仲裁司法审查规定》第十四条,我们认为,尽管最高院已在此前的个案回复中认可了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但在个案中的认可毕竟仍具有不确定性,当事人据此订立类似仲裁条款,仍存在不被认可或无法执行的风险。在短期内无法修订《仲裁法》前提下,最高院在2017年底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作出的创新之举,无疑更有利于法院在判断仲裁条款效力时依据第十四条对仲裁协议作出“有利于有效”的裁定,亦为当事人在订立类似仲裁协议时,提供了相对稳定、可靠的参考依据。但需要同时理解的是,《规定》作为过渡时期的处理方法,在短期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仲裁法》的制度设计,确立以仲裁地为裁决国籍的判断标准,相关裁决的可执行性和执行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疑问。我们对未来此类裁决的可执行性仍持研究和观望态度,并期待最高院通过后续司法解释的方式为实践进一步指明方向。

                                                                                                                    

[1]本文所称的“中国”、“我国”均是指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3]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9条,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相互之间的商事争议,即使不具有涉外因素,亦可以提交域外仲裁。本文此处所指的纯国内案件仅指一般性的国内案件,不包括本条所涵盖的案件。

[5]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大韩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2113-0011号、第12112-0012号仲裁裁决案件请示的复函(2013年12月18日[2013]民四他字第64号)中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国法律未授权当事人将不具有涉外因素的争议交由国外仲裁机构或者在我国境外临时仲裁,故本案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的条款属无效协议”。

(撰稿: 赵芳 汇仲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龚一朵 汇仲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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