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英国法下是一个多层的复杂概念。汇仲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荣获英格兰及威尔士开庭大律师资格的赵芳律师为您揭开英国法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神秘面纱。

汇仲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赵芳

无论成文法还是普通法国家,“一事不再理”均是诉讼法中的基本概念。所谓“一事不再理”,简言之,就是如果一个案件经过法院审理,则除上诉外,当事人不得就与既判案件下争议有关的事宜重复诉讼。

此概念虽看似简单,范围似乎也无不清晰之处,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介绍英国法下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1. 一事不再理的定义;

2. 一事不再理的条件和依据;

3. 一事不再理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异同;以及

4. 一事不再理在仲裁中的应用。

读者可以对比中国法和英国法之间的异同,取长补短,增益思路。

一、一事不再理的定义

一事不再理在英国法中称为doctrine of res judicata[1]。

Res Judicata出自两个拉丁法谚:Interest reipublicae ut sit finis litium 和nemo debet bis vexari pro una et eadem causa[2]。前者的意思是:就国家利益而言,诉讼应有尽头[3]。后者的意思是:没人应两次被同一件事反复侵扰[4]。

英国上诉法院在Christou v Haringey London Borough[5] 一案中对“一事不再理”作出的现代定义是:如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对于案件下的事宜进行了判决,则除了上诉之外,当事人不得对既判案件下任何事宜重复诉讼。上诉法院认为,除非存在欺诈或共谋,一事不再理原则应绝对适用。因为允许当事人就既判案件重复诉讼会违反诉讼的终局性,导致司法不公[6]。

由上可见,一事不再理在英国法下是一个具有公共政策性质的概念,它的主要目的包括:

1) 确定诉讼的终局性;

2) 制止重复诉讼;和

3)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司法资源被浪费,同时也保护私人利益,减少当事人讼累。

尽管英国法下一事不再理的概念是比较清晰的,但在实践中法院却应用不一,致使涉及一事不再理的判例之间常出现矛盾,因此存在很多争议。

试举一例来说明一事不再理原则理解方面的差异:

阐述一事不再理原则最有影响力的法律渊源当属1843年英国枢密院(Privy Council)的判例Henderson v Henderson[7](枢密院的功能参见尾注[8])。威格拉姆子爵(Wigram Viscount)在该案下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经典论述流传至今并保持有效[9]。

简言之,威格拉姆子爵在Henderson案中主张,如果案件经过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则判决对双方应有拘束力。法院不会允许双方就已经经过裁判的事宜重复诉讼。如果当事人尽合理审慎义务理应在既判案件中提出某些事宜,但却因自身原因未能提出,则法院也不会允许双方就这些未经审理和判决的事宜重复诉讼[10]。

威格拉姆子爵的判词之后被反复援引,因此Henderson案也成为有史以来被援引次数最多的判例之一:在英国本土被援引290次,澳大利亚139次,加拿大323次,美国48次[11]。但是,这些援引Henderson的判例之间对于Henderson的解读相当不一致[12],其主要原因是法院对一事不再理原则涵盖的范围有不同看法。

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定义来看,“不再理”的“一事”应指法院已审理并判决的事宜。但是Henderson一案显然将“理应提出但未提出、因而未经法院审理”的特定事宜也纳入了“不再理”的范围。威格拉姆子爵的判词似乎扩大了一事不再理的适用范畴。

事实上,Henderson一案包括了两个原则:一是狭义一事不再理原则,二是广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俗称的禁止滥用程序。 狭义一事不再理原则仅针对经过法院判决的既判案件下事宜,而广义一事不再理原则还包括当事人如尽合理审慎义务应当在既判案件下提出却未能提出的事宜。在英国法历史上,狭义和广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度混同并称,直到当代,英国最高司法机构包括上议院、枢密院和此后的最高院,逐渐通过四个判例,即Yat Tung Investment[13],Arnold v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plc[14],Johnson v Gore Wood [15]和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v Zodiac Seats UK Ltd[16],理清了思路,确立了目前的狭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和广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并用的基本理念。

就所导致的法律结果而言,狭义和广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之间没有区别;但就法律渊源和概念本身来说,这两个法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下文在比较一事不再理原则与几个近似概念的异同时,将对广义和狭义原则再做详细区分。

二、一事不再理的条件和依据

(一) 一事不再理的条件

简言之,主张一事不再理,应当满足以下基本条件[17]:

1) 当事人已获得了一份司法判决;

2) 该判决已经正式宣布;

3) 作出判决的法庭对判决下事宜具有管辖权;

4) 判决是终局的;

5) 法庭进行了实体判决;

6) 在先判决对后案下涉及的同一法律关系进行了裁判;及

7) 该判决亦或是对物判决,亦或判决下各方与后案各方完全相同。

1. 司法判决

在英国,以下法院作出的判决属于“司法判决”:

1) 最高院(Supreme Court)、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高院(High Court)及下属各个法庭;

2) 枢密院(Privy Council);

3) 郡法院(County Court);

4) 法律规定设立的国内法庭(domestic and statutory tribunals);

5) 刑事法庭;和

6) 外国法院(附条件)[18]。

2. 正式宣布

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应当经过公开宣判:判决或者当庭作出或者后嗣送达当事方。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案件的法律程序尚在进行,而与该案有关的第二个程序也被提起,则第二个程序中的当事方不能基于第一个法律程序已经存在而援引“一事不再理”原则,因为此时第一个法律程序下尚无已经正式宣判的判决存在。

即便如此,虽然第二个程序中的当事人不能援引“一事不再理”反对重复诉讼,但却仍然可以主张“滥用诉权”要求法院驳回第二个程序下案件。详见下文。

3. 管辖权

主张一事不再理的前提条件是法院应对既判案件有管辖权。如果法院没有管辖权,则判决无法产生终局效力[19]。但该条件有一个例外, 即如果前案法院根据表面证据对案件具有管辖权,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在判决后主张法院没有管辖权的一方当事人一直疏于提出管辖权异议,则在此情况下,即使前案法院没有管辖权,其判决依然可能具有终局效力[20]。

4. 终局判决

一事不再理的另一个前提是既判判决具有终局性。如前所述,尚未审结的案件无法成为一事不再理的依据。同时,如果一案已经经过审理并获得判决,而该判决仍可被上诉,也不影响该判决的终局性。在英国法下,判决的终局性与判决是否能被上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判决可以上诉,该判决依然可具有终局效力。这是因为“一事不再理”关注的不是案件的结果,而是案件审理过的问题。即使当事人仍可就既判案件的判决进行上诉,并不会改变相关问题和法律关系已经过审理的事实。因此,除非法院明确在判决中另有说明,合法判决均有终局效力,即使当事人仍可上诉。

在目前英国法下,缺席判决可具有终局效力,当事方可主张一事不再理。但与缺席判决有关的一事不再理主张被严格限定在判决所裁判的诉由之内,而英国法对于当事人申请缺席判决的条件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同时,在限定条件下,当事人可以申请原法院撤销缺席判决,从而使得一事不再理不具有前提基础。

5. 实体判决

只有前案进行了实体判决,当事人在后案中才能主张一事不再理,反对就同一事进行重复诉讼。

实体裁判不包括法院宣称其对某个案件没有管辖权的判决[21]。

6. 同一法律关系

同一法律关系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两案下当事方一致;二是两案下诉由/争点一致。
在英国法下,“诉由”指案件下存在的一系列事实,而这些事实的存在将使得诉讼一方有权从法院获得相关救济[22]。“诉由”包括被告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使原告有权提起诉讼程序;“诉由”也包括诉讼行为指向的目标(标的)。

关于“诉由/争点一致”,前案下的诉由/争点和后案下的诉由/争点是否一致,需要法院通过实体审查决定。正因为审查是实体审查,结论往往取决于审查的方法和范围,因而并不直观。在相同类型的案件下,因为事实不同,法院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实体审查方法不同,以及结论基于个案事实,也导致了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判例之间存在相当不一致。

在实践中,审理后案的法院通常会审查既判判决本身,以了解法官判案的理由,以及既判判决所基于的事实和证据[23]。但在特殊情况下,即使既判判决没有载明已经审理的诉由/争点,如果后案法院根据查明的情况认为某一诉由/争点确已经过审理,则依然可以适用一事不再理[24]。

此外,根据迪普洛克大法官(Lord Diplock)在Thoday v Thoday[25]一案中的判词,由于英国普通法建立于对抗体系(adversarial system)之上,除非当事人自行提出一事不再理的抗辩,否则审理后案的法院将不会主动审查涉案诉由或者争点是否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

在Thoday案之后,时代变迁,英国加入欧盟后已需要根据欧盟法承认外国判决的效力[26]。因此如果一事不再理涉及对争议具有同等管辖权的另一法院(如外国法院)的判决,英国法院也可以采取主动询问的方法要求诉讼当事方说明是否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27]。

7. 对物判决

对物判决(judgment in rem)与对人判决(judgment in personam)相区分。在对物判决下,法院的判决不仅对当事方有效,还对除当事方外的全体社会有效,即判决确立的是对世权。而在对人判决下,法院判决只对涉事双方有效[28]。

因此,如果某一案件下的判决是对物判决,则任何人拟针对该物上权益进行重复诉讼,均可构成一事不再理。

(二) 一事不再理的依据:记录禁反言(estoppel by record)

如存在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当事人可以主张“记录禁反言”(estoppel by record),反对重复诉讼。

﹝何为禁反言,以及对英国禁反言法律概念的更多介绍请关注汇仲后续文章。﹞

“记录禁反言” 的拉丁原文是estoppel per rem judicatam,它的意思是:当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且该判决已在相关法院记录在案,如判决下一方重复诉讼,另一方即可主张记录禁反言,即禁止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记录不符的主张。

如上文所述,有权作出“司法判决”的机构即为有权将判决记录在案的相关法院。

“记录禁反言”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29]:

1) 诉由禁反言(cause of action estoppel):即前案与后案下的诉由和当事方完全相同;

2) 争点禁反言(issue estoppel):即前案和后案下虽然当事方相同,但诉由不相同,且不同诉由下涉及的某一问题已经在前案中经过法院判决;

3) 对物判决(judgment in rem):定义参见上文。

一事不再理最主要与“诉由禁反言”相关,但也常涉及“争点禁反言”。下文将进一步介绍这两种禁反言形式。

(三) 诉由禁反言(cause of action estoppel)和争点禁反言(issue estoppel)

基斯大法官(Lord Keith)在Arnold v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plc中[30]对“诉由禁反言”和“争点禁反言”作出了定义:

“诉由禁反言”包含以下要素:

1)前案与后案下诉由完全一致;及

2)前案与后案下当事方完全一致。

如上文所述,如何判断诉由完全一致是一个实体问题,需要法院进行实体审查后予以确定,且这种审查并没有固定标准。

“争点禁反言”包含以下条件:

1)前后案下诉由不同;

2)前后案下当事方相同;及

3)前后案下涉及某一已经前案判决的事宜。

需要解释的是,一事不再理概念最初仅含有诉由禁反言,争点禁反言是在诉由禁反言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禁反言形式,其范围小于诉由禁反言。法院可以用广义或者狭义方式定义“相同争点”。但根据目前判例,法院通常采取广义的方式进行审查,即审查应当考虑“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情况”来决定是否采纳“争点禁反言”的主张[31]。

除上之外,“诉由禁反言”和“争点禁反言”在实际应用中还有两点主要的不同之处。

其一,基斯大法官在Arnold特别提及了公共政策考量下“诉由禁反言”和“争点禁反言”之间的区别。基斯大法官表示,因为“诉由禁反言”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总是远大于“争点禁反言”下所涉的同等利益,因此对“诉由禁反言”的适用力度应当比“争点禁反言”更大。

其二,正因两者的范围不同,法院对于“新证据”是否作为对抗“禁反言”理由持不同态度:

1) “诉由禁反言”禁止双方就同一诉由进行重复诉讼,而同一诉由可能涉及系列事实和系列证据,因此法院通常会较为谨慎地对前后案下的诉由是否完全一致作出决定。但是一旦判断诉由完全相同,则新证据通常不能成为对抗“诉由禁反言”的理由。基斯大法官在Arnold中指出,无论是新证据还是法律变更,均不能构成对抗“诉由禁反言”的理由。但如果案件终审后出现了情势变更(change or new circumstances),则就同一诉由重开诉讼依然存在可能[32]。

2) 在“争点禁反言”下,如果当事方发现了新证据致使前案下所认定的事实发生变化,或者与既判争点相关的法律发生了变更,则“争点禁反言”可能无法成立。此外,“争点禁反言”不能在刑事诉讼程序下使用。

三、一事不再理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异同

(一) 狭义一事不再理与广义一事不再理

狭义一事不再理(Res Judicata)和广义一事不再理(即滥用程序abuse of process),是两个基于相同公共政策产生的不同的法律概念,然而英国法下它们之间的概念区分却历经近一个世纪。

如前文所提及的,四个关键案例Yat Tung Investment,Arnold,Johnson,以及Virgin案最终区分了狭义一事不再理和广义一事不再理。

要解释狭义和广义一事不再理概念的异同,还是需要从Henderson一案说起。

– Henderson

Henderson一案中威格拉姆子爵的判词最初被普遍认为针对一事不再理下的诉由禁反言。因为威格拉姆子爵的判词涉及“诉讼主题”:如果前案下的案件诉由已经经过了审理,那么任何一方不能针对与案件诉由有关的任何事宜再重复诉讼。

但威格拉姆子爵同时提及了该“任何事宜”还扩展至当事人理应提出而未提出的案件相关事宜。就此,以往的普遍看法是“诉由禁反言”本身不仅仅包括案件下已经提出并经法院判决的事宜,还包括本应提出却未提出、事实上未经法院审理的事宜。

这一理解即使在当时也是饱含争议的。因为一事不再理的关键在于“再理”,如果一个涉案事宜从来没有被审理和判决,那么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重复诉讼。因此,在Henderson一案后的判例中,对于一事不再理范围是否应该涵盖未经审理但理应在前案提出并审理的事宜,是有不同的结论的。

– Yat Tung Investment

Yat Tung Investment是由英国枢密院所审理的案件。该案第一次分析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和禁止滥用程序原则之间的异同,并解释了两者各自的范围。

吉尔布兰顿大法官(Lord Kilbrandon)在其判词中主张,一事不再理的真正含义应是狭义的,即只有前案法院所审理并判决的事宜才受一事不再理的限制。但如果一个事宜未经前案法院审理和判决,则其虽然不受一事不再理限制,但仍有可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受到滥用程序的约束,从而被法院禁止重复诉讼。

Yat Tung Investment是英国高等法院第一次提及“一事不再理”在狭义范围内拒绝重复诉讼,而“滥用诉权”在更广范围内拒绝重复诉讼的这一理论。

– Arnold

Yat Tung Investment一案后,在Arnold一案中,上议院对Henderson一案下威格拉姆子爵的判词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析,但该案并没有承接Yat Tung Investment的狭义和广义学说,而是直接扩展了一事不再理的范围。

基斯大法官(Lord Keith)认为,诉由禁反言的范围可以扩展至当事人尽合理审慎义务理应在前案下提出并审理的事宜(即未判决事由)。

但基斯大法官也同时指出,该“扩展原则”不是普遍适用的。假如一个事宜未能在前诉中提出,但是该事宜对于决定前案审理的诉由是否存在至关重要,则为了司法公正,不应适用延伸原则。

同理可证争点禁反言的扩展问题。

基斯大法官认为,虽然争点禁反言也应包括当事人尽合理审慎义务理应在前案下提出并审理的事宜,但是如果适用扩展原则在特殊情况下会导致不公正,则法院应当慎用该原则。

简言之,Arnold一案确立了以下原则[33]:

1) 诉由禁反言对于经审理并判决的诉由下全部事宜适用;

2) 诉由禁反言同时禁止任何诉讼方就诉讼当时尽合理审慎义务本应提出的事宜进行重复诉讼,但该禁止不是绝对的;

3) 争点禁反言禁止诉讼当事方在后案中提出前案未审理的事宜,或已审理但未被法院支持的事宜,但是这种禁止不应导致司法不公正。

Arnold和Yat Tung Investment的区别在于,Arnold进一步细化了法院在面对前案中当事人理应提出却未能提出的事宜,如何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方法,但是Arnold并没有将各种方法进行狭义和广义的区分。

– Johnson

Arnold一案后,在Johnson案中,宾汉大法官(Lord Bingham)在Arnold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狭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和广义一事不再理原则。他主张,Henderson一案同时确立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基于公共政策的防止滥用程序原则,即广义一事不再理;另一个是诉由禁反言加争点禁反言,即狭义一事不再理。

宾汉大法官认为,虽然诉由禁反言/争点禁反言与滥用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它们却基于同样的公共利益,即促进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滥用程序主要针对当事人本应在前案下提出却因为自身原因未能提出的事宜,但是凡当事人理应在前案下提出某个事宜却未能提出,就将这种行为视为滥用程序也是错误的。宾汉大法官主张,在适用禁止滥用程序剥夺当事人诉权之前,法院应当采取实体审查的方法,通盘考虑涉案的全部情形,以决定当事人行为是否滥用诉权。

根据宾汉大法官的解读,Arnold一案下确立的原则中,与已由法院审理并判决事宜有关的均属于狭义一事不再理的范畴,而理应提出却未能提出的事宜则属于广义一事不再理(滥用程序)的范畴。

–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v Zodiac Seats UK Ltd

最后,在2013年的Virgin一案中,桑普逊大法官(Lord Sumption)回顾了以上案件的发展过程,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桑普逊大法官认为,一事不再理和滥用程序是两个不同的司法概念。一事不再理偏重于实体问题,而滥用程序着重于法院的程序性权力。两者虽然概念迥异,但在功能上却趋同,即两者均是为了防止重复诉讼和当事人滥用诉权。有时,即使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并不能被判定为滥用程序,但仍产生重复诉讼的效果,则一事不再理的绝对适用就变得十分重要。反之亦然,即当一事不再理原则无法适用于一个案件,但继续诉讼却会产生滥用程序的结果,则禁止滥用程序原则应被适用。

桑普逊大法官最后表示,归根溯源,一事不再理的本质是为了防止滥用程序,他援引了基斯大法官在Arnold中的判词作为总结:

“记录禁反言,无论是诉由禁反言,还是争点禁反言,其实质均是为了防止滥用程序。[3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Johnson一案以后,目前英国法院普遍采取宾汉大法官所确立的“广义的,考虑全部情况的”审慎实体判定方法来决定重复诉讼是否会导致滥用程序。

在英国,事实上法院一直秉持审慎的态度来看待重复诉讼问题,以免不恰当地剥夺当事人的诉权。

例如在Yat Tung Investment一案中,吉尔布兰顿大法官力主法院应当极其慎重地处理诉由禁反言,同时如果适用诉由禁反言会导致司法不公正,则法院不应适用该原则。

克拉克大法官(Lord Clarke)在Dexter Limited v Vlieland-Boddy[35]一案中的总结,可能是判断法院目前对重复诉讼态度的最好参照:

“i) 如果在前案中A对B提出诉讼,此后,A又向B或者C提出新的诉讼,则该新诉讼可能会被驳回,因为后案可能构成滥用程序;

ii) 在前述情况下,A向B提出的后案相较A向C提出的后案更可能构成滥用程序;

iii) B或者C应负有证明A滥用程序的义务,或者该等证明义务应基于具体情况由法院决定;

iv) 仅仅因为一个事宜应当在前案程序中被提出而认定当事人在后案中提出该事宜的行为构成滥用程序是错误的;

v) 在每一个案件中,法院应当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当适用一个广义的基于案件实体的方法来考量前案和后案中的相关事宜,A的行为在任何情形下都构成滥用程序;

vi) 法院应当很审慎地认定当事人在后案中提出同一事宜的行为构成滥用程序,除非这种行为对B或者C构成不当侵扰或者旨在迫使B或者C放弃诉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防止滥用程序”是英国法院的固有权力,因为《民事诉讼规则》第一条即规定,法院必须在诉讼程序中实现“以适当诉讼成本达成公正”的“最高目标”(overriding objective)。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如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为构成滥用程序,均可径行依法处理。这意味着,即使一方当事人在案件下主张一事不再理,如法院认为案件事实不构成一事不再理,但构成滥用程序,依然可以驳回重复起诉的案件。

(二) 诉由合并(merger of cause of action)和已获判决(judgment recovered)

一事不再理的法律结果和“诉由合并”和“已获判决”这两个概念的法律结果趋同,但法律渊源完全相异,因此无论是学理还是实践,均需区分。

“诉由合并”的拉丁原文是transit in rem judicatam[36]。它的意思是:在判决之后,诉由即行消灭并与判决合并。在此情况下,一方不能再就同一诉由重复诉讼,因为双方之间的原诉由已经不复存在,被判决中法院裁定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所替代,而该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更高层次的权利义务关系”[37]。

试举一例解释上述看似复杂的概念。

A和B之间原本存在合同,根据合同,A应当向B支付货款。A没有根据合同支付,B诉至法院,主张A应支付货款1000镑。法院根据双方主张、抗辩和证据只认定了A应当向B支付货款800镑,同时判决A应当向B支付货款800镑,双方合同履行完毕。

在上述判决生效后,B不能再重新起诉,要求A依据合同支付货款。因为A和B之间合同之诉的诉由已经消灭,取而代之的是法院判令A向B支付800镑货款的债权关系。该新债权关系比原合同关系具有更高效力,因为该债权关系已由法院判决载明。

由上可见,“诉由合并”事实上也与判决的终局效力有关。

如果发生了诉由合并的情况,而一方当事人试图重复诉讼,则另一方可以援引“已获判决”(Judgment recovered)的抗辩来反对进行新的诉讼。在该抗辩下,一方不能再行起诉另一方,并不是因为禁反言,而是因为原诉由已经合并入判决不复存在。

因此,“诉由合并”是既判判决产生的结果,而“已获判决”是后案中一方反对重复诉讼并基于“诉由合并”提出的抗辩理由。

与一事不再理相似的是,一份判决书必须是具有终局效力的判决才能产生诉由合并的效果。如果一份文书不是判决书,或判决书无效,或者法院并没有管辖权作出判决,则该等文书就不能产生合并原诉由的效果。

一般而言,如果原告已经获得一份判决,但是试图在该判决之外,重复向被告提起诉讼,以获得生效判决所判定内容以外的第二种救济(例如在前述例子下,B试图提起第二个诉讼,主张解除合同,恢复原状),则此时被告可以主张“诉由合并”和“已获判决”,主张双方之间除第一份判决裁判的权利义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诉由。

但是如果原告已经获得一份判决,却仍然重复向被告提起诉讼,目的是为了重审双方案件下的某一个或某一些问题,以达到推翻原判决的目的(比如在前述例子下,B试图提起第二个诉讼,主张A应当向B支付的货款是1200镑而不是800镑),则此时可以主张“一事不再理”。

四、一事不再理在仲裁中的应用

总体来说,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英国仲裁法下的应用和在诉讼中的应用大体一致,然而在细微之处仍有区别。

(一) 仲裁中的一事不再理

仲裁属于双方选择的私法争议解决方式。根据判例以及目前英国的《1996年仲裁法》(Arbitration Act 1996),双方协议选择的仲裁庭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对双方具有终局约束力。据此,一事不再理原则亦适用于仲裁,即当事人可主张诉由禁反言或者争点禁反言。仲裁具有的特殊保密性并不会影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

但与诉讼不同是,由于仲裁庭的权力来自于双方的授权,因此仲裁庭能够审理的范围并不像法院那么广泛而不受约束。因此,何为已经经过仲裁而具有终局效力的事宜,依然是一个实体问题。

在Purser & Co (Hillington) v Jackson[38]一案中,法院认为,如果向仲裁员提交的仲裁文件指明并限定了应由仲裁员裁决的问题,则不在交付仲裁范围内的事宜不受“争点禁反言”的限制。但是,与此相对,当双方选定了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而仲裁员对双方交付仲裁的某一事宜作出了裁决,则该裁决事宜以及与其相关的所有事宜均对双方有约束力,双方均受“诉由禁反言”的限制。

(二) 仲裁中的滥用程序

禁止诉讼各方滥用程序是法院的固有权力,但仲裁庭通常没有同等权力可以不经实体审理就驳回一方可能是滥用仲裁权的仲裁请求,除非仲裁庭事先得到双方特别授权允许其如此操作[39]。但这不意味着仲裁各方不能援引“滥用程序”维护仲裁的终局性。如果仲裁一方在获得仲裁裁决后,试图在法院就同一诉由或事宜另行起诉,则法院可依据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起诉,甚至颁发禁诉令,禁止仲裁一方违反仲裁协议另行起诉[40]。

除上之外,以下两点亦值得关注。

首先,在Purser一案中,福布斯法官(Forbes J)评论了诉讼案件和仲裁案件的不同之处[41],并解释了广义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仲裁中的适用方法。福布斯法官主张,虽然公共政策要求节约司法资源,因此法院会要求当事人一次性将与争议有关的全部主张诉诸法院,但是仲裁却可能不同,因为仲裁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仲裁员并按照约定程序进行的争议解决方式。公共政策并不禁止当事人之间的“系列仲裁案”,特别是如果仲裁协议已经约定了争议发生时可以多次仲裁[42]。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依照仲裁协议,在不同时期将同一事宜引起的争议提交不同仲裁庭而不产生一事不再理的问题。

其次,在Michael Wilson v Sinclair[43] 中,上诉法院主张,如果仲裁双方曾经在之前的仲裁程序中就某争议进行仲裁,随后又在法院就同一事宜针对案外第三方提出诉讼程序,则双方进行过仲裁的事实不会必然排除该诉讼行为属于滥用程序。但是上诉法院也同时指出,法院同意该案一审法官蒂尔法官(Teare J)的观点,即在判定仲裁事实是否构成后续诉讼案件中的程序滥用时,法院不应持僵化的判定标准。但如果出现类似情况,法院应当极为慎重地判定双方行为构成滥用程序。因为仲裁中有限的上诉权(英国法下可以针对仲裁裁决中的法律适用进行有限上诉),仲裁中的合并仲裁和追加仲裁当事人方面的限制,仲裁保密制度,以及可仲裁事宜的概念,都是不易延伸适用Henderson滥用程序原则的重要理由。

(三) 仲裁中的诉由合并

皮尔森大法官(Lord Pearson)在1973年枢密院审理的F.J. Bloemen Pty Ltd v Council of the City of Gold Coast[44]一案中主张,仲裁裁决并不能如判决一样,在当事人之间创造“更高层次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仲裁裁决并不能产生“诉由合并”的结果。

但是枢密院的这一判决并未得到后来英国法判例的支持。在1979年的The Rena K[45]一案中,法院认定由仲裁庭审理并裁定的“对人诉由”(cause of action in personam)仲裁裁决具有诉由合并的效果。

目前这一领域的法律尚未发展完全,因此尚无统一结论。

五、小结

综上可以看出,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英国法下是一个多层的复杂概念。界定一事不再理与其他相似概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原因在于,一事不再理原则所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和其他多个法律原则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重合。而这些原则共同交织在一起,才能有效起到防止重复诉讼,节约私人和公共诉讼资源的作用。正因如此,一事不再理、滥用程序、诉由合并等概念往往一看之下极其近似,但实际上在细微之处却又有很大差别。由于英美法系采取对抗式的诉讼制度,这使得法院不会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主动适用某些法律理论,满足当事人需求,因此这也决定了从业者必须仔细研究法律的发展过程,理解不同原则出台的历史背景和需要保护的利益,并明晰各个原则在不同情况下的使用方法,以及可能导致的结果,才能针对客户需求,给出有效的法律建议,以维护客户的最大利益。

此外,从各个判例来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均偏重于实体审查。因此,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取决于个案事实,只有大原则,而并没有统一的具体判断标准。即便2013年的Virgin案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了重述,理清了其概念与适用,可以预见的是,在实践中,由于每个个案事实不同,而法院需要在不同案件下维持公平正义,因此未来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判例之间,还是会存在诸多不一致,并出现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有待法律的发展而逐步予以解决。

同时,悖论的是,无论一事不再理还是滥用程序或与这两个概念相近的其他概念,究其本源是法院用以维护司法秩序、避免重复诉讼,最终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司法正义的一系列工具。在实践中,工具到底叫什么名字在某些案件中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和需要实现的正义。因此在审理案件时,法院经常会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某一个工具[46],实现其最终判决的逻辑。这可能又需要从业者视情况将可能适用的不同理论都纳入主张,以便法院能够应用最为合用的理论,维护正义。

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由于参考资料均为英文,水平有限,翻译错漏在所难免,还请读者不吝指出。)

注释:
[1] Res Judicata 是拉丁文,意思是“一件已经经过裁定的事宜”。参见John Grey, Lawyer’s Latin, Hale 2016,p.120
[2]同上。
[3] 同上,见p.73。
[4]同上,见p.92
[5] Christou v Haringey London Borough [2013]EWCA Civ 178
[6] 英国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不适用于照管儿童的案件,以及某些婚姻和家庭案件,因为这些类型案件所涉及的公共利益使得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宜在这些案件中得以应用。
[7][1843-60] All ER Rep 378
[8]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的主要职能是审理来自英联邦国家的上诉案。这些上诉案通常在英联邦国家内已经是终审案件,并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上诉至枢密院。枢密院下的法官通常是最高院的大法官,有时候也包括英联邦国家的大法官。枢密院作出的判决仅对上诉国家有效,对英国本土法律不产生判例效果(non-binding),而仅仅具有说服力(persuasive)。但由于枢密院的组庭法官一般均是最高院的大法官,因此在实践中,下级法院很难忽略枢密院的判决,因此这类判决具有实际的判例效果。
[9] 英国最高院在2013年的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v Zodiac Seats UK Ltd一案中认可了Henderson案下的法律原则仍然为良法
[10]In trying this question, I believe I state the rule of the court correctly, when I say, that where a given matter becomes the subject of litigation in, and of adjudication by,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he court requires the parties to that litigation to bring forward their whole case, and will not (except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permit the same parties to open the same subject of litigation in respect of matter which might have been brought forward as part of the subject in contest, but which was not brought forward only because they have, from negligence, inadvertence, or even accident, omitted part of their case. The plea of res judicata applies, except in special-case, not only to points upon which the court was actually required by the parties to form an opinion and pronounce a judgment, but to every point which properly belonged to the subject of litigation and which the parties, exercising reasonable diligence, might have brought forward at the time.
[11] KR Handley, A closer look at Henderson v Henderson,(2002) 118LQR 397
[12]同上
[13] Yat Tung Investment co Ltd. v Dao Heng Bank Ltd [1975]AC 581
[14] Arnold v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plc [1991]2 AC 93 at 105
[15] Johnson v Gore Wood & Co (a firm) [2002]2 AC 1
[16] [2013]4 All ER 715
[17] Jack Mitchell, Key requirement to establish a res judicata, Lexis PLS
[18]欧盟法院判决通常为英国法院所认可,因此会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除此之外,英国法院还认可根据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20和 Foreign Judge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Act 1933等法律承认的外国判决。这些法律下的认可条件较为复杂,在此不进一步展开介绍。
[19] Rogers v Wood (1831) 2 B & Ad 245
[20]River Ribble Joint Committee v Croston UDC [1897] 1 QB 251
[21]Ideal General Supply Co Ltd v Edelson and Edelson (t/a Ideal Clothing Co) [1957] RPC 252
[22]Letang v Cooper [1965] 1 QB 232 at 242, [1964]2 All ER 929 at 934, CA, per Diplock LJ
[23] Randolph v Tuck [1962]1 QB 175
[24] Marginson v. Blackburn Borough Council. [1939]2 K.B. 426,p.437
“We are dealing here not so much with what has been called estoppel by record, but with the broader rule of evidence which prohibits the reassertion of a cause of action which has been litigated to a finish – estoppel by res judicata. In such a case the question arises, what was the question of law or fact which was decided? And for this purpose, it may be vital in many cases to consider the actual history of the proceedings.”
[25] [1994]P 181 at p 197
[26] 当然,现在时代又再度变迁,英国退出欧盟后将如何处理相关法律问题目前尚不明确。
[27]Stuart Sime, Res Judicata and ADR http://openaccess.city.ac.uk/pubs/file/30438/Res%2520Judicata%2520and%2520ADR%252028
[28] Halsubury’s Laws of England, Civil Procedure, Vol 11 2015, para 1596
[29]Halsubury’s Laws of England, Civil Procedure, Vol 11 2015, para 1611
[30] [1991]2 AC 93 at 105
[31] Johnson v Gore Wood & Co (a firm) [2002]2 AC 1
[32] The King v. Middelesex Justices. Ex parte Bond. [1933]2 K.B. 1
[33]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v Zodiac Seats UK Ltd [2013]4 All ER 715, Para 22
[34] “…estoppel per rem judicatam, whether cause of action estoppel or issue estoppel, is essentially concerned with preventing abuse of process. ”
[35][2003] EWCA Civ 14
[36]Stuart Sime, Res Judicata and ADR, ibid
[37] King v Hoare (1844) 13 M & W 494 at 504
[38][1976] 3 All ER 641
[39]Sun Life Assurance Co of Canada v The Lincol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 [2004] EWCA Civ 1660
[40]C v D [2007] EWHC 1541
[41]Stuart Sime, Res Judicata and ADR
[42] EE and Brian Smith v Wheatsheaf Mills Ltd [1939]2 KB 302
[43] [2017]EWCA Civ 3
[44] [1973]AC 115
[45] [1979]1QB 377
[46] 当然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已经在对抗程序中提出了所有适用的请求或者抗辩依据。

(撰稿: 赵芳 汇仲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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