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评析申请人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与被申请人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之间关于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2015年005号仲裁裁决书案。

王生长

2017年8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申请人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与被申请人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之间关于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2015年005号仲裁裁决书一案作出(2016)沪01协外认1号《民事裁定书》[1],认定仲裁庭组成方式违反当事人仲裁条款的约定,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和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所作2015年005号仲裁裁决。

本案是上海一中法院审结的首例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案。由于该案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庭组成人员人数(三人)与快速程序仲裁规则规定的独任仲裁庭人数(一人)不一致,仲裁机构是否可以行使裁量权仍决定由一名仲裁员审理和裁决案件,因此该案的裁判观点在中国内地的仲裁司法监督中又具有标杆意义。

案情概要

2014年10月29日,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宝公司”)作为卖方与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泰公司”)作为买方签订了《铁矿石买卖合同》,约定由来宝公司销售铁矿石给信泰公司。合同还约定以援引方式根据《globalORE 标准铁矿石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标准协议》)版本L2.4第二部分的条款和条件出售并交付铁矿石。该《标准协议》第二部分第16条”争议”规定:

“16.1因交易和/或本协议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任何争议和索赔,包括与其存在、有效性或终止有关的任何问题,应根据当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提交新加坡仲裁,该等规则视为经引述被并入本条款。16. 1.1仲裁庭应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16. 1.2仲裁语言为英语。16.2仲裁的任何裁决(包括多数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即构成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终局裁决,双方当事人不可撤销地放弃任何形式的上诉、复审或诉诸任何法院或其它司法机关的权利,惟以该等权利可有效放弃为限。16.3本协议任何规定不妨碍任何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作出终局裁决前,向任何法院申请扣押、查封和/或采取其他保全、中间或者临时行动。”

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2015年1月14日,来宝公司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主张信泰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要求信泰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来宝公司同时申请仲裁程序按照快速程序进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于2015年1月16日和1月25日致函当事人,指出针对三人仲裁庭及当前我们所知的争议金额,仲裁所需总费用预计为369,325.10新币,三人仲裁庭仲裁首期预付款确定为147,730.04新币,但若独任仲裁庭仲裁,首期预付款额则为54,040.12新币,每一方首期预付款额仅为27,020.06新币。仲裁中心要求信泰公司对来宝公司提出的快速程序申请于 2015年2月6日之前提出意见,仲裁中心主席将根据双方提供的事实和理由决定是否按照快速程序进行仲裁。

2015年1月29日,信泰公司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表示本案所涉合同不是孤立的案件,其与来宝公司还有四个合同,双方既往存在纠纷,要求一并审议。信泰公司同时表示,案件较为复杂,其不同意来宝公司关于快速程序的提议,并要求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组成三人仲裁庭。同年2月5日、2月6日,信泰公司再次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表示不同意快速程序申请,要求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2015年2月17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通知双方当事人该中心主席已经批准了来宝公司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第5条提出的申请,决定对该案根据快速程序由独任仲裁员仲裁 。

2015年2月27日,信泰公司再次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就简易程序和独任仲裁提出异议。信泰公司还表示,如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忽略其提议,其拒绝接受该中心的仲裁。

2015年3月3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致函双方当事人,称双方并未就此案件快速程序下谁任独任仲裁员达成合意。依照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第5.2条,仲裁中心主席将任命独任仲裁员。

2015年3月5日,来宝公司致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称其给信泰公司限定的期限已经届满,信泰公司没有答复,其附条件的同意三人仲裁之要约已经失效,请仲裁中心按独任仲裁继续推进仲裁程序。同日,仲裁中心向信泰公司发送函件,称其考虑了3月3日至3月5日仲裁中心及双方的函件往来 ,因“双方就此案在快速程序下三人仲裁未达成合意。依照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第5.2条的规定,仲裁中心主席将任命独任仲裁员。”

2015年4月20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院副主席指定丹尼斯·希基担任独任仲裁员审理该案。后信泰公司缺席该案的审理。

2015年8月,仲裁庭作出005号最终裁决,支持来宝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即信泰公司应向来宝公司支付违约赔偿1,603,100美元、相应利息、仲裁费以及来宝公司发生的法律费用。

上述裁决作出后,信泰公司未履行该裁决项下的义务。2016年2月,来宝公司向上海一中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裁决。

被申请人信泰公司的抗辩理由

被申请人信泰公司陈述意见称,涉案仲裁裁决存在1958年《纽约公约》以及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来宝公司的申请应予驳回。主要理由是:

一、双方未就涉案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事项达成书面仲裁协议。

二、仲裁庭的组成不符合仲裁条款的约定。即使《标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可并入涉案合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就该案组成的仲裁庭与仲裁条款之约定不符,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不予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1、《标准协议》第16. 1.1条明确规定“仲裁庭应当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但所涉仲裁裁决却由独任仲裁员作出。在该案仲裁过程中信泰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同意变更仲裁庭的组成,且对独任仲裁提出强烈反对。2、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有关”快速程序”的仲裁规则不应适用于该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强行启动快速程序,将《标准协议》明确规定的三人仲裁变更为独任仲裁,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3、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适用快速程序未考虑信泰公司的反请求或抵销请求。在该案中信泰公司实际上多次通过电子邮件指出来宝公司对信泰公司亦有多单合同存在违约,与涉案争议相关联,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若要审理涉案争议,关联合同应当一并审议。在反请求、抵销金额或关联合同争议金额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无权依照其仲裁规则第5.1条,认为涉案累计金额低于五百万新加坡币,而强行启动快速程序并适用独任仲裁。

三、信泰公司因他故而未能申辩。

上海一中院裁判理由

上海一中法院认为,我国和新加坡均为《纽约公约》缔约国,故本案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所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之情形。

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铁矿石买卖合同》约定援引适用《标准协议》L2 . 4第二部分之条款和条件,而《标准协议》L2. 4第二部分含有仲裁条款,故该仲裁条款被有效并入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书面仲裁条款。涉案仲裁的仲裁程序及仲裁庭组成均应遵循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的上述约定。

其次,本案适用快速仲裁程序不存在与当事人约定不符的情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就快速程序有相关规定,本案仲裁案件标的额低于五百万元新加坡元,且双方当事人并未在仲裁条款中排除快速程序的适用,故仲裁中心根据来宝公司的书面申请适用快速程序,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不存在与当事人约定不符的情形。

最后,关于仲裁庭的组成与当事人约定是否相符的问题。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第5.2条规定:”当事人已依据本规则第5.1条向主簿申请快速程序时,主席考虑各方当事人观点后决定仲裁应当适用本条快速程序的,仲裁程序应当按照如下规定进行:…… b、案件应当由独任仲裁员审理,但主席另有决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看,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年第五版仲裁规则并未排除”快速程序”中适用其他的仲裁庭组成方式,亦没有规定在当事人已约定适用其他的仲裁庭组成方式时,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主席仍然有权强制适用第5.2条b项关于独任仲裁的规定。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制度运作的基石,而仲裁庭的组成方式属于仲裁基本程序规则,因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13 年第五版仲裁规则第5.2条b项所规定的”主席另有决定的除外”不应解释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主席对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享有任意决定权;相反,在其行使决定权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关于仲裁庭组成方式的合意,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本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条款约定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且信泰公司明确反对独任仲裁的情况下,仍采取独任仲裁,违反了仲裁条款的约定,属于《纽约公约》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丁)项所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的情形,故涉案仲裁裁决不应当被承认与执行。

简评和警示

自2010年起,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其后三个版本的仲裁规则(2010年版、2013年版和2016年版)中均增加了“快速程序”(Expedited Procedure)的规定,设定了快速程序的适用条件。在快速程序机制下,原则上由独任仲裁员审理案件,争议能够以省时、省钱、简便的方式得到解决。仲裁中心规则第五条规定,凡争议金额不超过五百万新元的,或当事人协议适用快速程序的,或者有异常紧急情况的,仲裁中心主席均可在考虑当事人意见后决定仲裁程序按照快速程序进行。快速程序第五条第2款(b)项规定:“案件应当由独任仲裁员审理,但主席另有决定的除外。”(The case shall be referred to a sole arbitrator, unless the Chairman determines otherwise)。

的确,在案情较为简单、争议金额不大的案件中,由独任仲裁员而不是三名仲裁员审理和裁决案件,能够提高程序管理的效率和有效降低仲裁费用。由独任仲裁员进行快速程序,可大大减轻仲裁申请人提起仲裁时预缴费用的负担,降低开始仲裁程序的门槛,在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时的理应受到期许和欢迎。但是,事物总有对立的两面。在争议产生后,利益冲突极有可能使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期望发生逆转,被诉当事人不一定希望申请人能够轻便前行。快速程序的低门槛、低费用和高效率不一定符合被诉当事人的利益。此外,让被诉当事人放弃指定仲裁员的权利,或者使其服从于仲裁机构的集权,也有可能使得被诉当事人产生疑虑或不信任感。

因此之故,仲裁中心主席在决定案件是否由独任仲裁员进行审理时,应特别慎重。仲裁中心的快速程序没有就主席应当考虑的因素列明一个参考清单,但一般而言,主席在考虑是否组成独任仲裁庭审理案件时,除了要考虑案件争议金额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外,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关于仲裁员人数的约定也应当是关键因素。在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法院可以决定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诸般理由中,“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赫然在列。仲裁庭的组成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相符的,是败诉当事人经常援用的抗辩理由。仲裁机构在决定组成一个与当事人约定人数不符的仲裁庭时,必须三思而行,以确保仲裁裁决在各法域的执行力为重要考量。

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援引了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而该仲裁规则的规定又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约定相互冲突,那么可否认为仲裁规则优先于(override)当事人的约定?对此问题的看法很难协调一致,在不同的法域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有可能依赖其他法域的法院协助执行的国际仲裁裁决来说,这种潜在的意见分歧会造成严重后果。

例如,在新加坡高院于2015年2月13日审结的AQZ v ARA([2015]SGHC 49)案[2]中,Judith Prakash 法官在判词中写道,她认为从商业审慎的角度来解释当事人的协议可以承认仲裁中心主席拥有指定独任仲裁员的裁量权(“A commercially sensible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the parties’ arbitration agreement would be to recognise that the SIAC President does have the discretion to appoint a sole arbitrator.”)(第132段), 她甚至认为快速程序规则关于独任仲裁员的规定可以优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关于三人仲裁庭的约定(“This fortifies my conclusion that the Expedited Procedure provision can override parties’ agreement for arbitration before three arbitrators even when the contract was entered into before the Expedited Procedure provision came into force.”)(第135段)。时任新加坡仲裁中心主席Gary Born对AQZ v ARA案判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新加坡高院的判决承认了新加坡仲裁中心主席在快速程序中拥有指定独任仲裁员的裁量权,当事人仅以仲裁庭组成人数与约定不符为由在新加坡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并认为此案为新加坡仲裁中心将来进行的快速程序提供了亟需的指引和确定性(This provides much needed guidance and certainty for future expedited arbitrations under the SIAC Rules )。[3]
然而,由于国际仲裁裁决的作出地和执行地可能分处于不同法域,新加坡法院的司法裁判观点未必能够得到所有其他法域法院的赞同。对于涉案法律观点,一国法院可以基于国际礼让对外国法院的分析意见给予尊重,也可以基于适用法律和自身理解作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例如,国际商会仲裁院2017年版仲裁规则附件六快速程序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与新加坡2016年版仲裁规则第五条快速程序的规定相类似,规定仲裁院可以在当事人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指定独任仲裁员进行快速程序,该规定即遭到来自拉丁美洲法律人士的强烈批评,认为其剥夺了当事人的契约自由权,侵蚀了仲裁的基础,减损了裁决的执行力。[4]本案为中国法院不认同新加坡法院司法观点的一个实例。鉴于各界对仲裁规则规定是否优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约定还存在分歧,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规则和国际商会仲裁院规则项下由仲裁机构独断决定指定独任仲裁员的做法,可能还会继续受到挑战。仲裁庭的组成与当事人的协议不符,极有可能带来裁决不能被承认和执行的风险。对于仲裁规则的制定者来说,创新和改进固然可喜,但同时,也要周全考虑社会各界对新规则的认知和接纳程度,防止物极必反,欲速不达。

注释:
[1]上海一中院:上海一中法院审结本市首例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纠纷案,参见http://mp.weixin.qq.com/s/BqESt8pRnvuGKw8LBed-gg。裁定书的电子文本,可见于http://mp.weixin.qq.com/s/adEWDfzhvc-9lvYZxpCl8w

[2] AQZ v ARA[2015]SGHC 49判决书原文,参见http://www.singaporelaw.sg/sglaw/laws-of-singapore/case-law/free-law/high-court-judgments/15914-aqz-v-ara-2015-sghc-49.

[3] Gary B. Born and Jonathan W. Lim, ‘AQZ v ARA: Singapore High Court
Upholds Award Made under SIAC Expedited Procedure’,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March 9 2015,
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5/03/09/aqz-v-ara-singapore-high-court-upholds-award-made-under-siac-expedited-procedure/

[4]参见GAR: Lat Am lawyers criticise ICC expedited procedure (07 November 2016) at 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

(撰稿:王生长 汇仲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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